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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除了北京和上海明确控制人口外，剩下两大一线城市广州和深圳，都预留了很大的增长空间，更别说其他二线城市。那么为何它们如此热衷于人口扩张，并通过规划给自己设定一个很难实现的增长目标？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在诸多生产要素中，人是最基础性的。人口的集聚程度越高，劳动力的供应越充足，消费市场就更广阔，相应的城市能级和索要国家政策的底气更高。比如去年国务院办公厅的52号文发布后，地铁建设审批门槛收紧，一个关键限制是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按照城市规模等级的划分标准，至少是Ⅰ型大城市。

广州市工信局已发送《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所需物资生产企业复工复产的紧急通知》，提出首批建议复工复产企业名单，请各区政府抓紧动员相关企业早日开工复工，特别是重点做好口罩、防护服及测温仪等的复工复产及其原材料区内相关生产企业的复工复产，并解决好企业复工生产难题。

第三，研究扩大定向可转债适用范围和发行规模。扩大创新创业债试点，支持非上市、非挂牌民营企业发行私募可转债。其他要点：1． 鼓励金融机构增加民营企业、小微企业信贷投放。完善普惠金融定向降准政策。增加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把支农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政策覆盖到包括民营银行在内的符合条件的各类金融机构。

美国银行的主要竞争对手摩根大通也在一季度交出了类似的答卷——消费者利息收入增长，但交易收入下滑。美联储去年的四次加息以及美国经济去年整体的良好增长势头，被市场认为是消费者利息收入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CEO 布赖恩·莫伊尼汉(Brian Moynihan)表示：

数字最能说明问题。1989年，中国和日本的GDP分别为3400多亿美元和3万亿美元，说明那段时期人家经济搞得比你好，因此日本“变大”了。这也让日本的“眼光”更高了。我平时喜欢逛书店，这里比在课堂上更能了解普通日本人的想法。那些年，日本右翼学者有关“中国崩溃论”的书很畅销，整个上世纪90年代这种论调都很有市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僵化的制度，抑制人的创造力，因此经济最终必然破产，苏联就是样板”。我和日本人交流时，话题多是对日本新鲜事物的了解，其实内心里还是生怕中国落后于对方。

《财经》：全球互联网领域，巨头涌现和市场的集中速度之快受到瞩目，他们所掌握的大数据也造成垄断担忧，这会是未来欧盟进行并购审查的重点吗？维斯塔格：非常可能。随着数据变成商业中的重要资产，以及越来越多的领域数据化，如农业、健康等，数据的收集正在大规模发生。因此这对欧盟来说是一个重点关注的领域，也是我们进行经营者集中控制时的重要基础——即市场不集中到会终止竞争的程度。